格鲁吉亚印象 | 圣山、苏联时期的老建筑、反复争议的历史，以及一条从中国通往欧洲的

去年十月，我在第比利斯老城一间葡萄酒铺子等热茶。

二十分钟里，玻璃门一共开了十一次，七拨客人中有四拨说着汉语。柜台上的中文价签被窗边的太阳晒得卷了边，格鲁吉亚文价签却压在下面。年轻伙计抬头问我“想看哪一种”，没有先找翻译，甚至顺手把一个纸袋递给了我。

我来之前，对格鲁吉亚的想象很安静。

旧明信片里的第比利斯有石板路、木 balconies、教堂圆顶和装在地下陶罐里的葡萄酒。旅行文章谈这里，总绕不过圣山、苏联时期的老建筑、反复争议的历史，以及一条从中国通往欧洲的古老商路。至于中国游客，通常只是一张过路车票上短暂的名字。

我在一家地方史编辑部做了六年编校，平时爱翻旧地图，也容易被老照片角落里一只陌生茶杯吸引。那次出发前，我查得最多的并不是哪里拍照，而是十九世纪汉口通往欧洲的茶路。

可我刚到第比利斯，便发现地图上的那条线正在街巷里变成真人。

2014年，格鲁吉亚把中国列入 unilateral visa-free 名单，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停留最长一年，通常还需出示住宿证明、返程或后续行程。政策落地后，航班、旅行社和中文社交平台共同放大了一件事：原先要费心办签证的小众目的地，突然可以排在周末清单里。

到2019年前后，中国访客已经接近十万。数量随后随航线和局势起落，但“走在街上忽然听见普通话”，并不是一次短暂错觉。

这些面孔也不属于同一群人。有拎着行李去卡赫eti酒庄的游客，有跑国际公路的货运司机，有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有做餐饮、翻译、手机维修和批发生意的长住者，还有专门替中国商人找酒庄的采购。

一座城市是否接纳外来者，不能只看招牌。我更愿意看这些人具体在做什么，又和当地人怎样交换。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第比利斯以东约七十公里的泰拉维。

一座地下酒窖里，九名中国游客跟着讲解员走。地面有些潮，灯光照不到最深处，埋在地下的陶瓮有的超过一米五，泥土和葡萄皮的气味混在一起。讲解员拧开木塞时，酒液落进试饮杯，周围的手机几乎同时举了起来。

有人问这酒能不能托运回国，有人问陶罐里装过多少瓶，讲解员把格鲁吉亚语输进翻译软件，机器念出的中文有些生硬。一位年纪较大的游客还是举起杯子，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句“干杯”。

2013年，格鲁吉亚传统的陶罐酿酒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年后，免签政策让更多中国游客来到这里。中国商人也把格鲁吉亚葡萄酒装进集装箱，带进国内商超和酒庄直播间。

对卡赫eti的一些酒庄来说，中国市场出现得很晚，却是相当具体的一章。包装上增加了中文说明，运输单上出现中文姓名，接待室里常年备着翻译软件。中国消费者试过之后，又把购买意见传回酒庄。

有人在酒庄门口和格鲁吉亚人碰杯，酒液装在一只普通玻璃杯里，没有想象中的长桌宴，也没有谁因为语言不同便只和中国人坐在一起。

只是从二〇〇〇年代开始，格鲁吉亚酒庄越来越习惯在介绍页上留出中文位置。酒庄老板会问中国客人喜欢偏酸还是偏甜，也会记住批发商的习惯，询问下一批货要不要换一种包装。

这种往来比游客停留得更久一些，也更接近生意本身。

可若因此便认定，格鲁吉亚与中国早有频繁的民间往来，又会走得太快。

第比利斯博物馆里保存着中国瓷器，其中一些青花器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以后。旧藏目录把它们分别归入波斯—高加索商路、俄罗斯宫廷馈赠和黑海港口贸易等不同来源。它们来到格鲁吉亚的路径，未必相同。

一只青花大盘摆在餐厅桌上，缠枝莲纹被奶油、面包屑和指纹磨得发亮。它可能是几百年前从陆路运来的，也可能只是当地酒馆为了迎合客人买来的新瓷。

初看瓷片时，我犯过一个很基础的错误：看见中国器物，便默认它曾经过中国人的手。

可一只瓷盘从汉口出发，经过里海、巴库或别处的中转商，最后由格鲁吉亚商人拆箱，它完全可能没有碰到一个中国商人。要证明“中国人在场”，还得继续找旅行记录、商铺账册、护照、签证档和普通住址。

材料之间需要彼此校正，单独一件物品并不能替代整套证据。

比器物更接近人的，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记录。

那几年，卡泰利方面曾设法向清廷派遣使者。今天留下的中格档案能互相对上大致年份，清廷按朝贡制度记录，格鲁吉亚王室的账册则记着筹备礼品和旅费，双方对随行人数、人名和路程的写法并不一致。

这段联系究竟走了哪条驿路，途中换过多少批向导，现有材料仍有许多空白。可以确定的是，从高加索到北京不是一次轻松直达的旅行。能够完成往返的人，数量不会多到形成社会，却足以证明中国并非只存在于商船的货物清单里。

再往后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格鲁吉亚在一条更繁忙的路上。

汉口开埠以后，中国茶叶经由俄国商路大规模进入欧洲。其中一条南路从汉口出发，穿过中国西北和中亚，再从里海、巴库进入外高加索，梯弗里斯是重要的分拨地。装茶的箱子在这里重新捆扎，再搭乘铁路，经弗拉第高加索送往莫斯科或圣彼得堡。

从汉口到伦敦，整条转运链超过一万公里。茶叶装在木箱和帆布袋里，风把里海的盐味吹进货站，车轮碾过铁轨时，格鲁吉亚、俄罗斯、波斯和中国的地名被装卸工念成不同口音。

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商业报告，已把梯弗里斯列为茶叶转运和再包装的节点。货物流动起来以后，译员、验茶人、仓库伙计、小商贩和押运人员也会沿路移动。

只是他们在格鲁吉亚留下的痕迹，比货物薄得多。

少数华工确实出现在外高加索的铁路、城市和油田地区。邻近的巴库已有较多来自中国的石油工人，格鲁吉亚境内留下的则多是零散住址、雇佣记录和报刊分类。俄文旧报有时称他们为“中国茶商”，有时只写“中国人”；名字的音译彼此不一，想把他们拼成完整家族并不容易。

这些人和二〇一四年以后背着旅行包走进格鲁吉斯的游客，并不是同一批人。

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张反复使用的地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波及欧亚的疫情，让这条商路一度收缩。后来苏联建立，贸易方式变了，人员往来却并未完全停止。

1940年代后期，梯弗里斯的中国领事机构在残存的领事档案中留下姓名和签证记录。馆舍存续的具体时间，不同目录的标注并不完全一致。随着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原本属于旧中国外交体系的人员逐步撤离。

格鲁吉亚的医学院和大学也曾招收中国学生。格鲁吉亚医学教育在苏联时期面向亚非许多国家，来自中国的年轻学生在这里学习格鲁吉亚语，用并不熟练的俄文啃过解剖学讲义。

第比利斯一些老饭店当年的菜单上出现过炸春卷、酸辣汤和汤面。菜名留下了，做菜的人却未必来自中国。苏联体系里的“中国味”，有时是格鲁吉亚厨师照着莫斯科的样板做的，有时来自真正到过高加索的华人厨师。

这大概算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最早出现的中国面孔，有时藏在菜品里，等人真的来了，反倒不显眼。

1991年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独立，原有交通和人员网络随之改变。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旅格华人和中国游客都不多，街上的中文往往比酒庄里更稀少。

变化主要从葡萄酒开始。

二〇〇〇年代，格鲁吉亚葡萄酒重新进入中国市场。这里过去一直把酒送往俄罗斯、乌克兰或欧洲小国，中国却很快成了卡赫eti酒庄不能忽略的新市场。出口批次增加，中文酒单出现，运输路线也跟着调整。

中国带来的不只是买家。机械、包装、翻译、物流和支付方式都在靠近格鲁吉亚，一些酒庄或经销环节出现中国资本，也有人完全按照中国客人的口味重新包装一款酒。

游客走进来时，看到的是一处已经存在多年的市场，而不是一项临时政策制造出的幻觉。

二〇一四年免签，则把这层变化直接推到了普通人的街口。

过去安排格鲁吉亚行程要计算签证、组团和转机，现在搜索平台里可以按免签、机票和酒店迅速拼出几天路线。包车司机知道第比利斯老城哪里容易堵车，餐馆提前准备中文菜单，导游会把酒庄、修道院和苏联纪念碑装进同一张清单。

中国游客停留时间也未必都很短。有人只走三天，有人沿着高加索公路走一个月，还有人因为做生意、找学校或谈合作，在第比利斯住得比许多游客都久。

我原以为，格鲁吉亚的中国面孔是一道突然端上桌的菜。

查下去才发现，盘子确实新，桌子却摆了很久。

这趟路上我踩过的坑，不是认错了路口，而是把时间压成了一条线。

出发前，我做过一张资料卡，上面只写了两层：十九世纪商品往来，二〇一四年以后人员流动。前者太少，后者太厚，中间那段一折，就全被盖住了。

更早时，我还把“发现中国瓷片”当成“发现中国人”，后来又在看到免签游客增多后，把此前所有空白都推给旅游政策。两种判断听起来相反，毛病却相近：都拿一条线解释太多事情。

那张卡片后来被我重新写过。

最上面是十八世纪偶尔出现的使者和商人，往下是茶路、战乱、改换的国籍与交通方式，再往下才是医学院学生、九十年代的小商人、二〇〇〇年代的葡萄酒买家和免签后的游客。

它们共享一些路线，却没有共同的身份，也不能被写成一段从未中断的“华人定居史”。

我现在更愿意把格鲁吉亚的中国面孔拆开来问：这个人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带的是行李、账本、行李箱，还是一张签证？他留下的是名字、菜谱、葡萄酒标签，还是只是一段口音？

问题变细以后，反倒不容易被一个宏大结论盖住。

格鲁吉亚人对这些变化也有自己的感受。

有的酒庄欢迎稳定订单，有的餐馆不愿专门写中文菜单；有当地人把中国游客当作普通客人，也有人觉得街上的中文价签太多，遮住了原来的文字。格鲁吉亚年轻人学中文，更多为了做生意；中国游客问得最多的除了价格，往往还有怎样把酒送回家。

这些细节谈不上宏大的“民间交流”，只是每天开门营业时遇到的问题。

中国人带来的商品也在改变日常。汽车、机械、手机配件、日用品和建筑材料进入市场，格鲁吉亚原有的进口渠道被重新排列；格鲁吉亚葡萄酒、坚果和旅游线路则朝另一个方向移动。

一来一回之间，城市里的面孔也跟着移动。

早上在城东修车铺里看到中文店招，傍晚可能在老城的旅游巴士上遇见同一群游客；酒窖里举着试饮杯的采购，到了晚上又坐进挂着中文菜单的小餐馆。

他们不是“格鲁吉亚的中国社会”，更像许多层短暂停留叠在一起。

最底下也许只有几只瓷盘、几页使团档案；再往上是茶箱和铁路运单；到了今天，便是一整架飞机带来的游客、微信群和免签政策。

每一层都有自己的时间，不能混成一句“从古至今从未中断”。

我离开泰拉维前，又回到第比利斯老城那家葡萄酒铺。中文价签已经换过一轮，旧纸被压在玻璃板下面，只露出一个“醇”字的边角。伙计正同时照顾一名说格鲁吉亚语的老人和两名拿着手机的中国人，翻译软件在柜台边不停发出短促的提示音。

门外的有轨电车驶过，刹车声拖过两条街。傍晚来临时，格鲁吉亚文的店名先亮起来，中文那一行慢了半秒。

我把两瓶酒装进纸袋，把那张写满年份的旧卡片折好，放进外套内袋。纸角正好抵着酒瓶。